“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，唯一的选择就是抓住面前闪过的机会。”年过四十的兰珍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表情十分淡定。

1993年，香港君悦酒店大堂，一场面试正在进行。

被面试者是30岁的兰珍珍，此时丈夫远在泰国度假，她一个人从一个法属小岛上辗转到香港找工作。

她生在那个不重视知识的年代，毕业后从旅游公司到大亚湾核电站，再到欧洲，继而为了挽救婚姻回到香港苦寻工作机会。

她拥有的法国护照可以允许她在香港免签待3个月。签证还有一周就将到期。兰珍珍将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了欧莱雅身上。

欧莱雅香港公司的法国老板问了些基本情况后很快拍板：“OK，我们请你了，没问题了。”

13年后，她从一个助理一直做到欧莱雅(中国)的副总裁。

“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，唯一的选择就是抓住面前闪过的机会。”年过四十的兰珍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表情十分淡定。

70年代萌发的不安分

“我宁愿花心思去管理那些有创意的不安分的人，也不愿意要一个循规蹈矩、没有一丝灵感的人。”这是兰珍珍的名言。

在兰珍珍身上，从小便隐藏着不安定的分子。

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，兰珍珍和很多西部的女孩一样需要承担许多家务，包括照顾小她7岁的弟弟。除此之外，童年的记忆里，还充满了重庆小山村中的武斗场面。

父亲生在一个革命家庭，家族成员中多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有留法的经历。父亲和母亲深受家庭的影响，他们对兰珍珍唯一的嘱咐便是“好好读书”，放弃“学工”、“学农”的诸多任务，哪怕被扣上“不积极”的大帽子。

兰珍珍从小便看到发黄照片中的法国，从父母只言片语的谈天中听到法国，这些都成为她后来大学选择法国文学方向的促因。

“我都是在炉子边一边做家事一边读书。”她回忆说。更多的时候，她还要早晨起床打扫卫生，放学后回家做饭洗衣服，看书的时间必须要掺杂在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中间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她如愿以偿地考取大学。这是她平生第一个转折。

毕业后，兰珍珍被分到了成都外办下属的旅游公司，做的是涉外旅游。兰珍珍认为，作为一个外语系的毕业生，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，让她可以通过国外的旅游者，以及天南海北的旅游机会去见识这个世界。

她在闭塞年代所学习的一门语言，最后真的成为一项重要的技能，成为她在封闭世界中所受到压抑的补偿。

被动的跨越

1986年，兰珍珍从成都来到了大亚湾，她评价当时的举动完全是“被动的”。

“我只是想有了这份工作，今后就有机会被派往法国，见到更大的世界。所以毫不犹豫地去努力调往广东的一家合资企业。”

从相对保守的成都要调工作到当年改革开放气息浓厚的广州，户口是首要的障碍，兰珍珍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，甚至不惜找关系开“后门”。

一年多之后，兰珍珍如愿以偿获得去法国的机会。

至今兰珍珍仍然记得这样一幅情景：在从戴高乐机场到巴黎市中心的路上，她拎着两个大皮箱，满脸倦意;一幅巨大的霓虹灯广告一闪而过—一个典型的法国女人穿着法国的名牌服装，在巴黎街头闲庭信步。

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，这是一种几乎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，兰珍珍已经被此深深吸引。

在法国的工作即将结束之前，兰珍珍做了一生中最大胆的举动之一—辞去大亚湾的工作，留在法国。

后来，她随着老公去了法属新加里多米亚岛。

在那个有漂亮海滩和海洋气候的小岛，兰珍珍依然无法得到她所渴望的认可。

“当年，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人，就脸色一变。”为了获取机会，兰珍珍在新加里多米亚岛所获得第一份工作，是在苦修日语之后才获得的。

“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。工作上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选择，只能抓住机遇。”兰珍珍说。

在日本短暂培训之后，兰珍珍回到岛上。由于婚姻发生了危机，她并没有安稳地在那家日本公司工作下去，而是选择重回亚洲。

这时她已经30岁了，却要从一个公司的基层做起，无论在学历、工作经验和年龄，她深知都不如年轻人。